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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老家在河南汝南縣，可是我生在西安長在西安，又在西安易俗社學的戲，演了50年秦腔，除去在烏魯木齊（我的第二故鄉）工作了17年，在西安也有40多年了，算得上個地地道道“家住西安”的人。
我出生在北院門楊家巷，不久搬到西華門八家巷8號院內。可能因為我是我爹媽的獨生女兒，所以剛滿五歲就送我到一墻之隔的學堂去讀書，美其名曰“學堂”，其實是座破得不能再破的小廟。沒有課桌，沒有課本，擺了幾張方桌，學生圍著坐。學校也沒校名，人們都習慣地稱它作“私塾”（后來這里成立了一所“啟新小學”）。我的座位正好在神像的腳底下。我小時候有個極壞的毛病，老是偷偷地摳墻上的土吃（現在才知道那是缺鋅），覺得那土的香味是任何糖果都代替不了的。一本書沒學完那個神像的腳指頭被我吃得所剩無幾了。為此先生還打過我呢，不過他打的一點都不疼，有時挨打的反被惹笑了。先生是個外鄉人，不知從什么地方流落到此，還帶著老父親，就住在破廟正殿的西屋里。第一天上學回來，我就給我媽喋喋不休地講我的“見聞”。我給我媽說我的老師姓“小”，他爸一定姓“老”，還說老師家的水煙袋不和我家的一樣。我媽笑了，說老師姓“蕭”，他爸也姓蕭不姓“老”。那時我還在吃奶，有時來不及吃就要上學，到了學校不是吊著臉就是找茬打架，老師沒辦法只得放我的假。回到家我媽準知道我要回來，吃完奶再回到學堂就活蹦亂跳，鬧得別的孩子也讀不了書，老師可頭疼我了。我們蕭老師是位孝子，為了養活他的老父親，一邊教書還一邊做小買賣，那買賣也實在算不上生意，就在他住的小屋門口放個小凳子，上面架只木盤兒，里邊放點糖果，是賣給學生的。我父親有一手絕活——做花生酥，把糖稀熬到一定程度放入花生，再加些小蘇打之類的東西，出鍋以后放在一個五寸多厚的木盤里用一個大大的木樃頭使勁砸，一直到砸酥，很好吃的。我在家里并不想吃，可一進學堂門就覺得那糖忒饞人，拿著錢去買，老師就是不賣給我，因為老師的糖是從我父親那里躉來的。蕭老師很慈祥，學生們都不怕他，我們經常在上課時間向老是討茶喝，老師也不生氣，還把茶杯送到座位上來，大家都愛這位蕭老師。學堂里有二三十個學生，各人拿各人的書，拿什么書的都有，誰跟誰的都不一樣。我不記得我拿的什么書，只記得里邊有“孔融讓梨”的故事，還有插圖。每天只背書沒別的課程，我書背得滾瓜爛熟，就是書上的字不認識幾個。每背一遍老是就用紅筆帽給書上拓個紅圈，那書上紅圈摞紅圈也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。后來我到了入學年齡，上了正式小學，還常惦記我們的蕭老師，有一天我專程去看望蕭老師，但已經是人去廟空，那破廟越發顯得破敗不堪了，也不知道蕭老師又流落到什么地方，我心里一陣凄涼，落下淚來。
我不光是我爹媽的獨生女兒，還是我們院子的。我們住的大雜院，本地叫“什家院”，哪兒人都有，孩子也多，家家都是好幾個，獨我家只我一個。每逢久旱不雨或者連陰雨不停我就成了寶貝，經常被“委以重任”。我們院子一進大門有個照壁子，上邊有個洞叫“土地臺兒”，下邊蹲著一尊石獅子。也不知道從哪代祖先留下的習俗：天旱了大人就端盆清水，讓一個小女孩（必須是獨生女兒）洗獅子，口里還念念有詞：
獅娃獅娃哥哥，天爺不下該咋著，毛頭女子誰養活，-------
下邊的記不得了，要是一連幾十天連陰雨澇了，還是要個獨生女兒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背著給院子中央栽個棒槌，再用紅紙糊一帽子給棒槌戴上，那棒槌不像酒瓶子，它栽不住老倒，干脆換成栽磚，給磚上放一小塊木碳，給木碳戴一小紅帽。還要掛“掃天婆”，即剪個小紙人（女的），手里拿著掃帚，掛在廊檐下，意思是把天掃晴。這雨天掛“掃天婆”、栽棒槌，旱天洗獅子的差使就是我的。每到這時候我總有一種自豪感，有時還會拿捏一下，先問是栽的棒槌還是磚，栽磚才去呢，栽棒槌不去，人們沒法只得依我。風調雨順了我倒覺得寂寞無聊。
幾年前我和老伴帶著兒女和孫子們專程去看舊居，我住的8號院和學校已不復存在了，對面28號是我老伴的故居，還舊貌未改，聽說也要拆遷。那些兒時的小伙伴們一個個風流云散，各奔前程，不知都去了哪里，少不得又是一番感嘆。 |
